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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说真话，用良心写作是诗歌创作的基本准则也是诗人做人的基本原则。这样不仅仅是为了读者，更重要的是为了诗歌本身和诗人自身。

　　如果诗人疏离和淡化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，并且对社会的进步视而不见或对消极落后的因素无动于衷，甚至远离人群，对现实采取功利的和个人主义的态度，那么无论他的作品是如何的新颖、超群，无论他的作品技术之花如何得纯熟、柔韧，最终不过是“昙花一现”。

　　诗歌，是天然对假最缺乏免疫力的一种文学样式。比之小说和散文，诗歌更容易廉价包装和精神堕落。因此，浊泥污水过后，我们必须找到滋养诗歌之花的根系，那就是“说真话，用良心写作”。

　　说真话，“真”，就是真实，实在。艺术的最基本要求是“真、善、美”，真实的情感，总是会唤起世人的良知和激起世人的愤慨，这就要求诗人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，与广大的劳动者日常生活休戚与共感同身受息息相通，对生活中的确存在与真善美相对、丑恶、虚假的现象，诗人必须做到奋笔疾书为社会为人民代言。

　　过去我们的诗人说，不要把诗歌当作生命，而要把生命当作诗歌，而今天我要说，生命和诗歌只有和良心捆绑在一起，才是人格和诗格健全的诗人，这样他才有权利去写去歌颂去揭露。现实是精彩而美好的，现实又是复杂而不尽如人意的。诗人对正义和美好事物的颂扬，对假丑恶的鞭挞，都是因良知的驱动。无论歌颂还是批判，都是一种责任，忽略哪一个方面，诗人的良心和道德都是不完善不平衡的。

　　过去笛卡尔说，我思，故我在，现在又有存在主义哲学说，我在，故我思。过去尼采说，上帝死了，现在又有福柯先生宣布说，“人死了”。现在不仅仅是诗人深感不解，就连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充满了困惑。诗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把最保贵的年华奉献给诗呢？难道不是为了真诚地表现自己，提高自己，体认自己，净化自己吗？

　　本来，作为一个人，写诗要贴近自己，作为一个国家，要贴近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，越贴近越有出息。那些外国大诗人，正因为异常地贴近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，才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，这也许不是特别高深的道理。

　　人写诗，诗也写人。执著于诗歌的人常常在艰难的艺术磨砺中同时也被诗歌提升，提升诗意也提升了诗人的灵魂。说真话，用良心写作，诗才能拯救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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